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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总工倪光南

浏览次数: 日期:2018-07-24 19:52

  业界对倪光南最大的误解莫过于倪光南离开了联想以及他为什么要离开联想。其实,倪光南并没有离开联想,他现在还是联想的研究员。倪光南名片上的Logo(徽标)还是联想的Logo(徽标),只不过他现在不再担任总工的职位罢了。早在1984年12月,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当时计算所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邀请倪光南加盟计算所公司(联想前身)的时候,倪光南考虑了一天,最后回答:“如果能让我专心致志搞科研,不参与任何行政事务,公司又认真负责经销汉卡产品,我就可以到你们的公司去。”现在倪光南不在总工的位置上,腾出空、静下心跟踪一些最新技术的动向,是不是正契合了倪光南多年的夙愿?

  因此,第二,“要认定被你领导的人和你是平等的,他们和你一样能干,一样聪明,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你更高明或者在大多数方面都比你高明。企业领导人最重要的是把部下的积极性发挥出来,而不是和部下比谁更聪明?比谁更能干?”

  倪光南在香港首先研制的是主板。“因为主板比整机容易做,容易销售。”但联想出口的第一批2000块主板曾面临退货的危险,最后还是倪光南在危机时刻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法。但这次经验使倪光南在第一批联想286微机在国内推出时很紧张,“怕出问题。好在联想286很稳定。北京的前门地区有一家用户失火,把联想286的外壳都烧得变了形,然而再开机,运行正常!这使公司上下都很自豪。”

  关于联想汉卡为什么没有做一个像WPS一样的字处理系统,最终,被方正Super汉卡在90年代初夺去了很大一块市场?“从1988年起,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在香港开发联想微机上。联想汉卡的软件2.17以前的版本是我负责,3.0以后是年轻人负责。在软件设计的指导思想上,我们当时把主要精力用在了系统软件方面,而应用软件我们没跟上,少了一支队伍,后来,我们发展了联想Office,才把重点移到了应用软件,但这个计划和微软直接形成竞争,时间上也晚了。在这些决策上,说明我们对市场研究得不够,因为大的方向我们都一起讨论,所以不能怪年轻人,对此我要负主要责任。”

  1961年,倪光南被分配到了中国第一个搞计算机的研究所中科院计算所。倪光南是在参与中国第一台自己设计的电子管计算机119的研制过程中入的计算机门。倪光南在这个时候看了关于数字运算原理的书和前一台计算机104的全套资料。在研制119机的过程中,倪光南当上了外部设备的插件(线路)组长。“无线电的线路数目很少,而计算机有大量重复的线路,有几千个线路之多,是通信设备线路的几千倍,所以我感觉到有很多新的问题,很有兴趣。”当时倪光南的“看家本领”是能背出外部设备部分的逻辑图、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每天都会有的出故障的电子管。

  1988年以后,倪光南的心从联想汉卡移到了联想微机上。“我当时看到了汉字平台技术前途不大。我去过微软三次,也和盖茨一起吃过饭,对微软比较了解。微软已经把多语言支持作为了公司的决策,如果我们再搞中文平台就相当困难了,今后的中文系统只能起增值作用,而很难再成为中文平台了。”这是倪光南的眼光。

  第三,“企业领导人要认识到自己是会犯错误的。谁都不是神仙,因此,不要把自己神化,这样才能听得进意见,出了问题才能够及时改正。”

  倪光南的模式识别和图形学研究为他赢得了去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的机会。1981年,倪光南作为加拿大国家研究院每年在全世界邀请一个的“访问研究员(VRO)”来到了加拿大。在加拿大两年,倪光南除了学到了最新的微处理器技术和C语言以外(联想汉字系统一开始就是用C写的),更重要的是他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了计算机将会大规模地普及,计算机不再是一个学术上的东西。倪光南认为去加拿大是他学术生涯和人生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

  “信通比计算所公司早成立二年,当时颇有名气,但它没有拳头产品,后来,努力开发“小巨型机”,试图用贸易积累的资金进行支撑,但因利润不足捉襟见肘,最终由于各种原因它退出了历史舞台。科理高公司当时也比计算所公司大,它的领导人看到联想汉卡利润好就说,要用半年做出比联想汉卡更好的汉卡!但始终没做出来。”

  1983年,倪光南回到计算所,用Z80芯片开发出了LX80联想汉字图形微型机,这是一台除了Z80芯片外全部都是由自主设计的完整的8位机。这种机型曾经转让给了大连、广州、四川的三个工厂生产,一共生产了600台。

  LX80向PC移植,软件上要从CP/M转到DOS,硬件要把原来的整个LX80浓缩到汉卡上。就在倪光南的开发组紧张地进行移植工作的时候,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找到了倪光南。提起自己和这三个联想创始人的关系,倪光南有些兴奋:“我和张祖祥从1962年在119机一起倒班工作时就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了;和柳传志曾是1974至1975年“五七干校同学”,又同在一个研究室,感情很好;王树和原在所业务处工作是我的老上级,所以彼此之间都能充分信任。”而且,在LX80的转让过程中,倪光南也深感到国有企业机制行动的迟缓,所以,倪光南欣然加盟了计算所公司。因为,此前“深圳工贸中心”和信通公司支持过倪光南做的LX80向PC移植成为联想汉卡的工作,后来,计算所公司给了它们一些补偿,使汉卡成了自己的独家产品。

  “与现在的PC不同,当时各家PC在电路设计、性能指标方面都不相同,联想286的速度是当时AST286的1.6倍,它的主频达到了16M,而AST只有10M。用测速软件SPEED2.0测试,AST286是16M,而联想286达到了21M。”1989年,联想286在汉诺威博览会亮相获得成功并打入国际市场后,到1992年,联想主板占了世界市场份额的2%。倪光南在加拿大看到中国布鞋时引发的心愿实现了。

  但是,当倪光南看到有硬盘的IBMPC/XT问世,看到严援朝在PC上开发的CCDOS(尽管软汉字显示汉字速度很慢,而LX80每秒钟能显示几千个汉字,打印很漂亮,又有自己的联想输入法)。倪光南下决心放弃LX80,下决心把LX80的技术浓缩到PC上的一块汉卡。“从技术上讲好像是往后退了,因为LX80整个系统是我们做的,到了PC上就只做汉字的显示输入输出部分,一台整机成了一块汉卡,但我们必须跟上世界潮流:PC是16位机,而且是工业标准。做产品和搞科研不同,做产品第一要素是市场能否接受,而不在乎科研水平的高低。计算机不是一个学术的东西,它是个产业。”这是倪光南的眼光。柳传志称倪光南是“假书呆子”。倪光南认为“真书呆子”和“假书呆子”的界限只有一点:“真书呆子”做出一个成果会把它锁在书柜里而再去做别的东西,而“假书呆子”明白,这只不过是接力赛的第一棒,还要传给第二棒,第三棒一直传下去。

  “四通有打字机和四通利方、联想有汉卡和微机,方正有排版系统和中文之星,所以这些公司发展起来了,而信通没有了,科理高也没有了,因为实在想不出它们有什么拳头产品。中关村如果只是靠做贸易中心就长久不了,硅谷不是贸易中心,硅谷是新技术的发源地。”

  柳传志曾经指出:“倪光南从加拿大归来,本可在计算所搞世界尖端的模式识别课题,来个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以博尊重。可倪光南却选择了最有应用价值和市场最急需的汉字处理技术。”这是倪光南的眼光。

  “可见,我们的丑小鸭比别人的丑小鸭还是强一些。1986年7月,联想汉卡获得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的应用支持系统奖。1986年8月,只占一个槽位的二型卡问世,汉卡就这样一个型号接着一个型号向前发展,走过了十年。”

  涉及联想,倪光南说,在联想已经快14年了,对联想有感情,所以,“任何时候都不会做对联想不利的事”。倪光南解释他从总工的位置上退下来的原因时,只说了一句话:“为了联想的利益。”

  对联想汉卡的线月在北京举行的汉字系统对口赛。“当时参赛的有新时代汉卡、二炮研制的汉卡、CCDOS等等”,题目是编辑文件,做数据表,进行排序、检索,造字,然后打印。为了保险起见,倪光南亲自上机操作,“因为我最熟,我第一个交卷,并以最高分得了一等奖。

  倪光南的另一个研究方向模式识别也出了成果,也是在1979年。倪光南主持做出了“手写文字识别系统”,包括扫描机在内,这个系统的所有软硬件都是倪光南他们自己做的。虽然这个系统做了出来,也获了奖,但后来还是被倪光南放弃了。“在当时的计算机软硬件条件下,OCR太超前,尽管想了很多办法,系统也能够表演,但不实用。因为硬件价格太高,软件能力也不够。”

  联想是什么?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用不着多说,而联想为什么?说法却不尽相同。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无论再高深的理论都只不过是实事的一种解释而已,而且,解释永远是第二位的。最重要的是联想业已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这个事实,这比任何关于联想为什么的深刻解释都重要得多。

  倪光南很庆幸自己学的是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里从开始他就出类拔萃。1956年倪光南考入南京工学院(现在的东南大学),学的是无线电专业,五年间所有的功课全部是五分。在学校里,倪光南没有学过任何计算机的知识。“当时,我误以为有了计算机,各种文字可以自动互相翻译,外语就不用学了。”

  最让倪光南自豪的是,他的光笔输入法具有联想功能,输入“中”字后,“国”字就会自动联想出来待选。“人看了上文就可以知道下文。既然计算机有智能,为什么不能让它像人一样产生联想,帮助人推断下文呢?”这就是联想输入法的由来。

  任何关于事实的阐释都基于阐释者所处的位置、时代以及他的角度。处在倪光南的角度,他希望全面理解“联想是以20万元起家”的说法。“这种说法固然反映了股本是20万元的事实,也反映了联想的发展速度,但最好不要理解为:联想就是靠这20万元发展起家的,因为起家时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起了更大的作用。”“有人写书误把联想汉卡说成是1986年由公司投资才开发出来的,这样,公司成立后的1985~1986年就变成没有拳头产品了。于是作者解释说,第一年公司的300万营业额和70万利润,是靠做500台电脑的验机、培训、维修服务,靠流大汗赚来的。”“这么一写,使我们在计算所的十年研究开发,使公司职工奋战出来的一型汉卡,使一型卡创造的直接和间接效益,使它的广大用户和用它得到的对口赛两个奖等等被统统一笔勾销了。作者可能没有看柳传志在联想集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在这个有中科院、北京开发区领导参加的大会上,柳传志总结说:联想集团以开发成功联想汉字系统起家并由此而得名。联想汉字系统自投放市场三年多以来,共销售了二万套,创产值6000万元,1988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到了1979年,倪光南、竺乃刚和他们的研究组一起在中科院计算所自己生产的111大型机上,开发出了“汉字信息处理实验系统”。他们给这台大型机配上汉字显示器、键盘和打印机,使之能够处理汉字。倪光南经常亲自拿着光笔,一个偏旁加一个部首地用拼形的方法给人表演汉字是怎样输入计算机的。

  倪光南,1939年8月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1961年于东南大学毕业后到中科院计算所工作。几十年来一直从事计算机及其应用领域的研究与开发,曾参与我国自行设计的几台大型计算机的研制,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1981年至1983年受聘为加拿大国家研究院访问研究员赴加工作。联想集团首任总工程师,主持开发了联想汉字系统和联想系列微型机,先后于1988年和1992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被遴选为首批工程院院士。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副理事长,联想集团研究员。

  自70时代起,在科学院计算所工作的倪光南开始了两个方向的研究:一个是模式识别,另一个是汉字信息处理。倪光南当时把自己的一个研究方向定位在汉字信息处理上是由于他认为,Computer翻译成计算机并不太合适。“这种翻译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认为计算机只是用作科学计算,其实计算机更多地是用作信息处理,科学计算只是一个方面。”当时的倪光南就意识到中国人要用计算机处理信息,必须让计算机能方便地处理汉字才行。

  1988年倪光南带领一支精干的队伍来到香港和深圳,准备做联想品牌的PC。“计算所出身的人对自己过去做的一些计算机感觉很不错,这些计算机也为国家一些重要项目作出了贡献,但那都是一台两台,所以我们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让中国人都能用上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计算机。”

  十年总工,最让倪光南欣慰的事是自己部下的年轻人出去后“基本上没说过我坏话”,而且还经常联系。“这说明我没有压制他们,我在学术上不保守,如果年轻人超过了我,我就再去开新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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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倪光南去加拿大的时候,在计算所的工资是一个月70多元,在加拿大的收入是70元的近百倍,但1983年倪光南还是从加拿大回到了中国。“一次,我看到鞋店漂亮的橱窗里陈列着意大利皮鞋、英国皮鞋和美国皮鞋,而在门口一个筐子里乱七八糟地堆着一大堆布鞋,上面写着:$1.99一双任拣。我拿起一双鞋来,上面印着MadeinChina。后来,我又陆续看到了一些中国制造的产品,不是轻工产品,就是农产品,而且,往往都是最低档的。”为此,倪光南下决心回国做高科技产品,卖到国外去。“不能叫外国人太看不起了。”

  倪光南指出:“联想汉卡在公司成立的头三年里,营业额占整个公司营业额的38%,利税占到了45.6%,除了这种直接的经济效益外,正如柳传志同志所说:联想式汉卡是参与市场竞争的拳头产品,至今已销出的一万套联想式汉卡,不仅取得了明显的直接经济效益,而且其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是相当可观的。1985年到1996年,联想汉卡八个型号,共销售出了十六万套。”

  打电话联系采访,接电话的小姐一口一个倪总,让我们误以为倪光南当上了什么公司的总裁,后来才知道,原来这种称呼只是倪光南在联想十年半总工称呼的延续。十年总工,倪光南的体会有三点:“谁也不是天生就该当领导,这里面有客观机遇。如果同事们没有开公司,我恐怕还是计算所的一个普通研究人员。”

  1985年春节,倪光南的开发组紧张加班做出了样卡,“在公司负责生产、销售、服务的同志们共同努力下”,4月,推出了第一块联想汉卡(一型)产品,它是用扁电缆互连的三张卡。“因为要赶时间,市场不等人,所以,把工作量减到了最小,只做最必要的,当时还来不及把三块卡缩成占一个槽。三块卡虽然在工艺上不太好,但它的功能很强。”倪光南强调,高技术产品开发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要把进入市场的时间放在第一位。“现在看一型卡是只丑小鸭,但是没有它,也就没有以后的二型、三型。一型卡推出后,许多用户如首钢、国家体委、北京吉普车公司等等都给以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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